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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筑铁路之争

清末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之一。1880年(光绪六年)中俄边境吃紧,应召入京商议军事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条陈“急造铁路”,指出铁路“于用兵尤不可缓”,并提出修筑北京至汉口、北京至浦口和北京至沈阳、北京至甘肃的南北线铁路。西太后将刘铭传的奏疏发交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刘坤一议复。李肯定修造铁路种种好处力表支持,刘则以铁路阻碍民生厘税为由表示反对。从此持续数年的修路和反修路的论争揭开了序幕。首先反对的是内阁学士张家骧和御史洪良品,他们上疏,或言修路有三弊、或云修路有五害,措词激烈,廷臣附合者不少,西太后遂罢修路之议。论争第一个回合,以反对修路的顽固派的胜利告终。1885年(光绪十一年)李鸿章重提招商集股、兴办铁路。大学士左宗棠支持修路,指出: “外国以经商为本,因商造路,因路治兵,转运灵通,无往不利”。醇亲王奕譞以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的身分与兵部侍郎曾纪泽联衔上疏,指出经中法之战, “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”,支持修路。从刘铭传倡筑路之议到此时, 已修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,奕、曾联衔上奏后,朝旨批准将唐胥线延伸至天津,并于1888年建成通车。李鸿章奏请接造津通线,此议一出,顽固派群起攻之。先后有户部尚书翁同龢、礼部尚书奎润、内阁学士文治、徐会沣、御史余联沅、洪良品、屠仁守以及刘锡鸿接连上疏谏阻,提出修铁路有“资敌、扰民、失业”三大弊,修铁路是“急其末而忘其本”,沿袭“明季弊政”、“用夷变夏”,辨驳纷纭, “举朝骇然”。西太后将停办铁路七折发交海军衙门、军机处议复。论争处于决战阶段。除奕譞、李鸿章外,两广总督张之洞、首席军机大臣世铎也力主修路。李鸿章于1888年动工在宫禁修建西苑铁路,使西太后及未睹铁路火车的朝廷近臣开开眼界。奕譞、世铎联衔上奏,批驳顽固派所谓“三弊”,痛陈利害。西太后将奏折发交曾国荃、张之洞、刘铭传等人,令其“按切时势,各抒所见,迅速复奏”。于是刘铭传建议由津沽接造通京师、张之洞提出兴建内地干线芦汉线。原持反对意见的翁同龢也一反故态,提出先在边地试行,便利运兵。此时李鸿章进而提出兴办炼钢、轧轨、造机车等十二项工厂,为大规模修筑铁路进行基本建设。1889年,(光绪十五年)六月,光绪皇帝亲政后,发布上谕,正式委派李鸿章、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“妥筹开办”。坚持修建铁路的洋务派取胜,论争就此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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